作者简介：朱小黄 经济学博士，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
本文首发时间为2016年3月7日
追求效率的含义非常复杂，但却常常被人们直观而简单地理解为追求快捷。大到经济发展追求速度，小到人们过马跟不愿绕道走斑马线。规则与繁杂的流程显得多余，甚至对网络的优势主要总结为绕开了现实世界的各种手续羈绊。手机可以在每个角落顺畅使用，火车时速达到300公里仍有人指责没达到350公里以上太慢。人们风风火火地生活着，有的管理者以每天工作安排紧凑繁多为荣，深圳速度不仅是财富增长更是追求速度的文化，时间就是金钱的励志话语让人们血液急速流淌。成名要趁早，发财要趁早，成功要赶紧，升官要赶紧，恨不得把前三千年没干成的事和后三千年该干的事这几十年全干掉。凡此种种，林林总总的生活场景裹挟人们洪峰一样涌向前方，停顿不住，我们看不起跟不上的穷国小国如越南、印度，也鄙视慢悠悠的西方富国如加拿大、欧洲。总之，速度就是一切。
我们来不及思考一下：为什么要这样的速度，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快速的生活方式吗？答案却并不容易得出。
经过漫长贫困历史的中国社会渴望急速致富，特别是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而且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环境下，人人都想成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市场竞争与致富神话像酒精一样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这些社会现象混杂了欧洲工业革命早期的资本喧嚣与美国淘金时代的浮躁涌动，看起来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悠然与天然气息并不搭界，但细想起来，长期的农耕社会却也留下了当今中国快速观念的文化基础：贫困的积累与士大夫的消灭。宋、明王朝人口不多，就农耕社会而言社会休养生息并无大碍，极端贫困并不普遍，也由此产生了一批有钱有闲的财务自由人士即士大夫和乡绅阶层，相当于今日中产阶级之说。因此也获得了文化艺术的丰硕成果。但清人入关之后，闭关锁国，以野蛮征服文明，尤其是人口暴增，清末已超四亿，这使得整个中国积弱而贫，极端貧困现象漫延。再经历二战前后的内外战乱交困和文革浩劫，这样的历史变迁使1978年改革开放的中国饱尝贫困之苦后急于挣脱贫困的心态也就不难理解。但是快速发展30多年后我们仍然还是需要回顾历史厘清初衷，反思这样的快速生活方式是否正是发展的初衷。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其一，风险是速度的伴生物。快速发展使中国社会快速进入风险社会。一定的速度和规模必定伴随着相应的风险敞口。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在带给人们舒适快捷方便的同时，也带来污染、爆炸、垮塌、资源枯竭、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等风险问题。社会如此，企业也如此。快速发展使工业文明变成了野曽。如何在速度与风险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是现代社会的治理要害。
其二，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考量。走向富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目标，但实现的路径却尚无经验需要探索。承认差异，不追求起点的公平，但可以在结果上向公平方向调整，这几乎是人类文明的共识。但在调整结果的方法上至少有两种思路：一是差别税率和公共财政，二是社会主义的政府作为。承认差异是保证速度的动力，社会主义则着力于民生。因此，在发展速度与财富分配的关系上，如何在速度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同样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
快捷只是理想，不是我们的追求。不能很好地管理风险，没有公平的民生保障，快慢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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